最近由当代艺术院引起的“招安风波”已经有深入诠释之势，既得利益者、艺术院“特邀艺术家”邱志杰的几篇高调回应激起了批评家朱其平静探讨招安问题的怒火，变成了白热化的对掐。很多闲人伸长脖子等着看当代艺术圈两位知名人物的对掐活剧，以此摩挲他们心头各种各样难以言说的复杂心结。

由此，我想到了顾炎武老人。炎武先生当年有感于明朝灭亡，就批评明代文人没有能在国家危难之际担当起匹夫之责。空谈心性，不修实学，把学问当作个人进身之本而不是博学于文，匡扶正义。“……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①最后竟而亡于学术。他还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代文人道德沦丧，缺乏基本的礼仪廉耻，“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②最后导致国家灭亡，朝代更迭，生灵涂炭，人民流离失所。顾炎武的论点对如今学术界有极为现实的警示作用。顾炎武的担忧其实和20世纪的萨义德一样，是对知识分子在历史语境中的话语缺失的批判。这种不作为的知识分子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杂记》中所描述的“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备知识分子的作用。”③。正是认为明代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在国家危难之时担当起历史重任，所以顾炎武先生才说“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强调做人讲廉耻，行己有耻，才能真正有所担当，并发挥知识分子的应有作用。

 从对当代艺术院的一些评论文章中，最典型的是当代艺术彻底被招安之说。此说把当代艺术院成立的作用过于夸大了，同时也忽视了当代艺术的内在独立性。我觉得是过于在意体制对于当代艺术价值的影响力了。当代艺术（是指具有先锋和前卫姿态的艺术）和其他艺术形态不一样，所承担的功能和文化价值均不同。它实际上具备天生的“反骨”。它的某段成果被大众文化吸纳的那一天起，那么这段成果所代表的历史使命实际上就已经宣告完成。然后它又会寻找新的针对性和作用点，以此循环往复，艺术才能得到新的诠释和突破。这既是文化赋予当代艺术的使命，同时又是其属性和宿命所在。我在《当代艺术院，犹如体制狎妓？》一文中就指出“当代艺术作为艺术形态中最有希望最具艺术原创力，应该承担起视觉艺术上‘前卫’和‘旗手’的开拓重任。当代艺术的根本属性就是创新性和前卫性，无论这种创新是来自艺术内涵的突破还是艺术外延的扩展。当代艺术的使命决定了当代艺术家必须具备原创的能力、反叛的勇气和开拓的精神”④。因此，即使是体制招安，那也是象征性的部分招安，即便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不存在太大的负面影响。况且，倘若国家体制真的想招安当代艺术，不是以体制所具有的价值观进行改造，而是把对当代艺术的价值和成果及时纳入国家文化政策和文化战略范畴，于国于民实为功德无量的事。当代艺术的文化价值和最终成果其实不是归属于某个集团或某一类人，而是要反馈于国家整体的文明甚至人类的文明，最后融入历史潮流中成为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比如说西方现代主义的成果，包括对视觉艺术形式感的深入研究与创造，对艺术观念性的深入探究，从而对整个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援等，现在已经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地球村村民所共享。除了体制以外，其实“金钱招安”和“道德归顺”对当代艺术的杀伤力是最大的，同时又是最难以设防或言说的。本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适当的艺术市场和艺术赞助对艺术的生成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多艺术家能够完成艺术创作的物质保证。但是，任何事都有一个度，过犹不及，矫枉过正是需要警惕的。对金钱和名利无限制的追逐，会毁掉优秀艺术存在的基石。面对当今艺术市场的涌涌热捧，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不至于最后被市场所毁。这样的例子不可胜数。自古英雄豪杰即便能共苦，可以在艰苦的环境下互相支持，携手共进，尤其在创业阶段，却未必能同甘——对名利的无尽追逐会毁掉最初理想。而由于名利因素形成的市侩气质更是万万要不得。所谓道德归顺，则是由于在当代艺术的内核上就有趋媚和奴性化倾向，缺失应有的价值判断和艺术批判性使然。这种艺术精神的奴性化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某种程度上，它比直接投身体制和金钱的那些庸俗艺术更具有欺骗性。这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臣服，它要的不是呈献上物质贡品，而是内在精神上使当代艺术奴性化的献媚，使当代艺术套上精神的笼头，从而使它丧失应有的价值回应和文化批判。